血汗工厂产能夸张 耐克视而“不见”

一个市场售价8美元的耐克缝制足球,出厂价是7元人民币,外包的工人缝制一个则只能得到5元人民币

“陈年旧案”突起波澜。在媒体关注的目光一度沉寂后,“知名跨国企业被曝血汗工厂”事件再次被刺出“脓血”。昨日,一名曾在耐克代工厂供职6年的高管深喉,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报告放在了记者桌上,并向记者讲述了关于“血汗工厂”的真实故事,吐露其曾亲身经历的运作细节。

但正是这些“小”数字的聚沙成塔,为耐克这样的知名运动品牌的利润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每日经济新闻》日前获悉,在2003~2007年间,耐克在中国内地的制造商被多次投诉大量非法使用外包劳工。

“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在耐克的缝制足球合同工厂中,大量地使用外包劳动力,以极低的价格完成生产。在江西、苏北、安徽等地,这样的现象存在多年。”Mike,耐克重要缝制足球合同工厂的前高管对《每日经济新闻》如是说。

“一个市场售价8美元的耐克缝制足球,出厂价是7元人民币,外包的工人缝制一个则只能得到5元人民币。”在Mike供职的6年时间里,有5年左右时间在帮工厂“应付”耐克对工厂的审核,“只有一百来人、人均日产能力只有四五只的工厂,每个月的出货量达到12万只,耐克却一直没有发觉。”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家工厂,在耐克2008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成为“优秀工厂”的典范。

耐克新闻发言人朱近倩表示,针对有关其代工工厂的投诉,耐克已邀请第三方机构介入调查。

“他们是耐克在中国内地手工缝制足球最重要和最大的承包商,他们基本承接了耐克在中国的所有手工缝制足球的加工生产,每月仅耐克手工缝制足球的出货量达20万到30万只。”Mike所指的“他们”,是上海万德体育用品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德)和上海百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百恩)。

上海万德旗下有两家加工厂,江西婺源万德制球有限公司和江苏淮安淮阴区徐溜镇万德球厂(分别简称江西万德和江苏万德,两厂均于2006年年底关闭),上海百恩旗下则有江苏百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和安徽鑫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分别简称江苏百恩和安徽鑫晔)。

在Mike整理的长达数十页的报告中,历数了多年来耐克在中国内地这两家最重要缝制足球类合同工厂的聘用外部劳工情况:在2003年~2007年间,这两家供应商将后期业务分包出去,订单大量地由偏远山区的农村家庭生产。

代工,本身就是一种外包。按Mike所述,耐克在内地的代工订单,大量遭遇了“再外包”。

对于“再外包”,Mike为《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进行了路径“还原”:通过秘密的、复杂如蛛网般的加工网络,将足球球片秘密地运送到偏远的农村,在那里,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世界知名足球的缝制工序。

据曾在江苏万德工作过的人员透露,在2005年11月正式设厂之前,上海万德就通过当地的中间人进行了2年多的合作。“中间人从万德公司拉走球片,分发给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在家中进行球片缝制,并在家里集中完成胶胆、封口工序,做成成品足球后,运回上海万德。”即便后期上海万德在江苏已经开设工厂,并通过耐克审核,外包加工的现象仍没有停止。

成立于2001年的江西万德则这样展开业务:上海万德负责与耐克等客户洽谈接单,订单由工厂进行贴布、裁断、印刷,江西万德把球片拉到江西,并运用公司在江西当地的关系网络,将绝大多数球片运到婺源比邻的景德镇的一些加工点;按说生产链条到此结束,但有些加工厂为了利润或进度,会将球片分发到附近的村民手中。

根据以上说法,分包曾长期存在于耐克的手工缝制足球生产领域。据介绍,一名熟练工人一天能完成的缝制足球在4到5只,江西万德的在册员工(即使在册,也不一定在工厂上班)只有130名,这也意味着每个月的产量在1.2万只左右,但实际情况是,江西万德每个月运回上海的足球数量是8万只左右。而仅有100个工人规模的江苏万德,每个月的产量是2万只缝制足球。

“即使是在册的员工,平日也根本不来厂里上班,只有当耐克要来审核时,工厂负责人才会以10元/天的奖励,召集他们来厂,制造出勤假象。”曾亲历这些“造假”现场的Mike对记者回忆。

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得知,按Mike的说法,耐克的工人们一天的“产能”高达10只甚至更高,才有一百多名工人月产8万只手工足球的可能。

事实上,耐克的足球代工厂并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外包现象。《每日经济新闻》经多方调查得知,2006年,巴基斯坦的足球代工厂——SagaSports就曾因“忽略劳工权益”被耐克方面终止代工关系。

为证实深喉的爆料,记者在本周拨打上海万德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称工厂即将搬迁,老板人在香港,但拒绝透露其联系方式。当记者去往其位于上海南汇的工厂时,被对方以有保密协议为由拒绝入内。

虽然无法从工厂现场调查到有关外包的利润数据,但通过其他途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还是得知了这样一个事实:外包业务成本低得惊人。

耐克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双在中国售价600元人民币的耐克鞋子,工厂的订单价是20美元;订单价10元人民币的帽子,市场价是100元人民币;3元订单价的袜子可以卖出25元……出厂价是售价的一折已经是耐克的“商业规则”。

“在鞋类和服装的生产中,中国工厂的议价能力并不高。”福建一家耐克的鞋类代工厂负责人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

在足球生产方面拥有较多话语权的代工商们,利润也十分有限。据《每日经济新闻》调查,一只市场售价8美元的手工缝制足球的出厂价是7元人民币,如果外包给工人生产,代工厂则可获利0.6元~1元人民币/只。Mike也证实,外包的工人缝制一个8美元的球只能得到5元人民币。可见,即使大量外包经营,真正获利的还是耐克。

“据我所知,在耐克的高端球方面,工厂的利润在50元左右,通常不会选择外包生产。但在中低端,则需要大量外包才能保证利润。”曾在东莞一足球厂与耐克有过业务往来的李立对记者表示。

据了解,在耐克上一轮对工厂的审查中,几家主要的手工缝制足球代工工厂相继关闭。江苏百恩在2007年被耐克发现存在严重的非法外发加工现象后,已逐步退出耐克足球的代工业务,安徽鑫晔随后也被查出了类似情况。

对于江西万德的内部审核工作,耐克也一直在进行。2005年12月12日,耐克对江西万德进行了第一次“审核”,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直至2006年江西万德关闭前,基本上每月进行审核,但始终没有发现该工厂存在的外包现象。

相反,耐克在2008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如此描述上海万德:“2007年,华北的一个足球供应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面对高工资、缺乏吸引力的工作和较高的工人流失率,这个工厂开展了培训项目、导师计划、师傅和徒弟留用奖金以及其他创新举措,使得生产力和质量保持较高水平,而工人也获得公正待遇,工厂最优秀的10位缝球工如今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的四倍(包括奖金),缝球岗位现在也变得更为抢手”。换言之,上海万德不仅没被查出大量使用外包工人,还被耐克树为了“优秀工厂”的典范。

据Mike介绍,耐克的社会责任部门在对工厂进行社会责任审核时只看工厂提供的工资表里的工作时间、加班时间、工资数额、项目等计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而光从工资表无法看出工厂实际产量是否与工厂实际产能相匹配,即看不出是否有不知名的外包,“按照提交给耐克的资料,一个工人一天要生产8只足球,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与此同时,耐克的QA(质量安全)部门负责评价工厂的质量和合格率,可以看出工厂的实际产量,但同样也不负责审核员工的实际数量。

耐克新闻发言人朱近倩对此表示,耐克先前已接到关于万德公司的投诉,并在2007年第一次获悉此事后展开了彻底调查。“经过调查,我们未能证实针对该供应商的相关投诉成立,也未能证实所涉及的产品是正规耐克产品还是假冒产品。”据悉,目前耐克已经邀请第三方机构FLA(公平劳工协会)对万德及鑫晔公司现有设施进行调查,以了解真实情况。此外,耐克还指定一家独立第三方公司对有关之前未经授权的分包投诉进行调查,并对现有的采购程序进行评估。

朱近倩强调,在2008年以前,手工缝制足球的生产曾由两家耐克合同工厂分包给华北地区的缝制中心。这种分包的模式现已终止,事实上万德在2006年底就停止了在缝制中心的所有生产。目前,耐克在中国生产的所有手工缝制足球都是由隶属于万德的一家工厂生产。“通过单一工厂生产以及取消分包,万德能直接监督所有足球产品的生产,生产过程对耐克也更透明。这种新的模式已经实行了一年多。”

据《每日经济新闻》了解,目前,阿迪达斯、彪马等多家知名运动品牌商也正委托第三方机构联合调查代工商的外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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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基层治理的市州实践巡礼·黔西南州篇】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实践的“黔西南样本”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贵州而言,治理贫困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当务之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就是要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贵州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高质量发展创造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近日,本网记者深入到黔西南州各县市蹲点采访,全面了解黔西南州实施“新市民计划”治理实践,决战决胜大规模易地脱贫搬迁的新创举。

本网将从11月11日起,陆续发出我们对黔西南州基层治理的记录与观察,敬请网友关注。

2018年10月,黔西南州委州政府印发了《黔西南州新市民居住证管理办法(试行)》。新市民居住证持有人在拥有农村政策福利待遇不变的前提下,还享有安置地最低生活保障、免费职业介绍、子女免试就近入学等7类共39项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和便利,开创了易地扶贫搬迁与居住证同步办理的先河。

一张小小的“新市民居住证”,背后是把搬迁群众当亲人的服务理念,是一整套围绕民生的综合治理体系。“新市民居住证”成为推动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与市民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他们享有同等城市配套、同等公共服务、同等市民待遇,既让“新市民”有了温暖的家,也为全省乃至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黔西南”样本。

黔西南是少数民族自治州,要解决“快融入”的问题,必须“搬家也要搬文化”“离土不离乡”。阿妹戚托小镇根据民族特色依山打造“牛头山”“虎头山”,贞丰“心安处”社区用迁出村寨的名字命名单元楼,兴义洒金街道栗坪社区用彩线、动物标记楼栋……这些都是不同安置点帮助新市民“快融入”的努力和尝试。

2019年8月12日,兴义市洒金街道办事处正式成立,这是全省首个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成立的街道办事处。洒金街道是黔西南州最大的跨区域搬迁安置点,主要承接普安县、晴隆县、望谟县以及兴义市19个乡镇(街道)的搬迁群众,辖区内居住10357户45965人,其中易地搬迁群众7482户33227人。

洒金栗坪社区有一个四印广场,“四印”之名取自晴隆县四印苗族,广场地面有一个地砖铺就的大型四印苗族绣纹。四印广场是少数民族精神文化传承和“新市民”文体活动场所。整个广场由积善桥、四印桥两座桥相连,寓意着积善之家、必有吉庆,四印兴旺、民族团结。广场上安置了休息、健身设施,成为新市民们最喜欢的散步、聊天的地方,晚上还能跳跳广场舞、看大屏幕播放的夜间电影,“夜生活”毫不枯燥。

“宽舍”,寓意“搬出深山天地宽、舍弃穷窝奔富路”。宽舍新市民社区工作人员用迁出地村组、景观名称来为楼栋、单元命名,让搬迁群众“离土不离乡”。社区中“螺蛳湾”“月亮田”“营盘山”等迁出地名称挂在楼栋上,既有别样的意境,也增加了搬迁群众的亲切感。宽舍有“五宽”,即“总支引领平台宽,党群共商配套宽,党员为民服务宽,党社联建钱包宽,道德新风精神宽”,内容涵盖了群团组织建设、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便民服务管理、文化教育等范畴,与“五个体系”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

“家长里短我们都要管,”宽舍社区工作人员王波告诉记者,搬迁群众经常来他这里反映的都是“水不通”“电不通”甚至“电视机没节目”这样的琐事,不过随着群众渐渐融入城镇生活,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少了,“现在最多的工作就是向新市民解释就业、就学方面的政策,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岗位。我们有一个新市民子女就学情况花名册,能够精准对接到最需要帮助的新市民家庭。”

对搬迁社区的精准治理,贞丰县“心安处”社区也有自己探索。“心安处”社区之名来源于苏轼的《定风波》“此心安处是吾乡”,寓意于搬迁出来的新市民“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三河有个胆大坡,山高路窄弯又多。扶贫队伍进村寨,今后酒肉装满锅。”心安处社区同样以迁出地为楼栋命名,在这栋名为“胆大坡”的楼栋,门口挂着这么一首打油诗,还附上了迁出地和新生活的对比图。 “用迁出地为楼栋命名,一是做到‘离土不离乡’,让原先在一个村寨的都住在一起,不影响原来的邻里关系;二是方便群众找路。”社区工作人员说,社区有25栋楼,每栋看起来都差不多,一些年老群众初来乍到时,出了门就容易迷路,也记不清自己住几栋几单元。用原迁出地命名,就能找到回家的路。点滴细节,亦是用心。

走进“心安处”社区新市民服务中心,除了字体飘逸的“此心安处是吾乡”几个大字,一面涂满五颜六色小方块的墙壁也很快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我们推行的‘五色管理法’。”心安处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每一个小方块都是一户家庭,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身份:红色是党员户,绿色是残疾户,蓝色是贫困户,黄色是老人户,白色是非贫困户,分布格局一目了然,“我们发动党员和有意愿为大家服务的群众做社区的‘五员’,即公共服务员、就业指导员、文化服务员、社会治理员、党建指导员。对残疾户、老人户要经常上门走访,对贫困户要主动对接,确保新市民的衣食住行文、生老病逝教都能及时获得需要的帮助。”

管好5万多有入学需求的新市民子女的入学问题,是大事。为新市民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把解决新市民群众最关心的子女教育保障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做好“后半篇文章”的重要部分,是立德树人、拔除穷根的治本之举、脱贫攻坚的长远之计,是阻断贫困代际的治本之策,也是管长远、拔穷根的关键举措。

2019年1月,黔西南州出台新市民计划确保入学就读实施方案,按照“免试、就近、划片、派位”的政策合理优化调整新居住区学校规划布局,新(改、扩)建学校校舍和增加设施设备,配齐配强师资力量,满足新市民适龄学生就近入学需求。精准落实教育资助政策,确保适龄学生不因贫辍学、因贫失学,统筹协调,达到让有就学需求的易地扶贫搬迁新市民子女全部入学的总体要求,新市民子女在原居住地享受的各种资助政策不变。其他随迁户适龄子女就读小学、初中阶段实行费用全免,高中阶段学生相关费用免一半。

“以前走路要走半个多小时才到学校,现在只要走十分钟。我们的操场特别大!”谈起新学校,王晓英特别开心。搬到阿妹戚托小镇之后,她的学习成绩进步很快。阿妹戚托小镇的孩子,可以从幼儿园读到高三毕业,校园里有一个让不少城里学生都羡慕不已的标准足球场。提供的学位除了能满足小镇居民的需要,还能够接收部分周边居民的子女,包保干部介绍,“新市民子女转来后成绩普遍有明显提升,最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更自信开朗了,和城里娃娃没两样。”

2019年7月8日,黔西南州2019年新市民学校教师全员培训开班典礼在兴义市举行,共培训教师3542人。到8月28日新学期开学,新市民子女入学共55420人,新市民学校已投入使用149所,新增就学学位53892人,调配了8150名教师,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中职及特校教育。黔西南在实践中探索创新以100%入学、100%“应助尽助”、100%因材施教、100%感恩教育、100%家庭教育、100%安全教育为抓手的“六个百分之百”,有力推进了新市民子女教育保障工作,促进新市民从“留下来”到“变起来”的内在质变。

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就业是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实现脱贫的根本途径。而解决就业问题,必须靠发展产业。黔西南紧紧围绕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坚持“以产定搬”“以岗定培”,在规划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居住区时,优先配套就业产业规划,推进新市民小区建设与就业产业协同发展。黔西南在新市民居住区同步建立了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以户为单位建立新市民就业创业服务卡,为新市民提供就业创业、劳动维权、社保转接等服务,有效消除“零就业”家庭。

到不同安置点的新市民服务中心,服务柜台上都会摆放着各类就业政策宣传品,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就业险”。“就业险”是由政府出资,按每人30元标准为新市民购买保险,有效规避了新市民在就业期间因意外伤残、意外医疗等造成失业而带来的多重风险保障,彻底消除易地搬迁新市民的“后顾之忧”。

把扶贫车间开到社区里,距离近了,就业更稳。黔西南贞丰县通过加大对新市民产业园区投入建设,引进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产业集群,降低企业投入成本,让新市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贞丰心安处社区通过招商引资配套建设了9个扶贫车间,当前重点发展产业为“一把伞”(伞的生产和销售、并形成了3个扶贫车间一个产业链)、“一套装”(服装加工及销售2个扶贫车间)、“一根带”(皮带加工及销售1个扶贫车间)、“一个园”(新市民文创产业园1个,主要解决残疾人和50岁至65岁的弱劳动力)、“两饰品”(女士用手工饰品及外贸节庆日饰品各1个扶贫车间,女士用手工饰品的加工能够带回家做,满足不方便正常上班人群的务工需求),现在已经有近300名搬迁群众在扶贫车间就业。

“以前我在广东打工,照顾不了家里两个孩子,现在就在社区里上班,太方便了!”新市民吴丹边缝制伞面边向记者说,在扶贫车间参加培训还能拿到补助,工作熟练以后,收入会更高。

“招聘对象:洒金安置区易地扶贫搬迁户;招聘工种及人数:服装生产工88人……”在兴义洒金街道栗坪社区内,有着这么一座“布谷鸟”兴义匠心秀梦工坊。“既拉动了经济,又促进绣娘文化传承,提升了社区文化品位,帮助更多新市民尽快融入新生活。”工坊负责人小韦说,这里已经吸纳了20多名搬迁群众作为“绣娘”,其中年纪大的已经有65岁,还能做做钉扣子的简单手工活,“老年人找工作很难,在我们这里简单培训一下,就能做一点小事,真正实现‘守着娃,绣着花,养活自己看着家’。”

城镇化安置,搬出了新市民;区域化搬迁,搬出了新天地;新市民计划,搬出了新生活。不是背井离乡,而是乔迁之喜。“迁喜”的故事,还在贵州大地上继续……

宋朝广州就有足球专卖店高规格蹴鞠赛有乐队加油助威

“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乡村少年哪知此,处处喧乎蹴鞠场”,亲爱的读者,这几句诗,说的是宋代老百姓对蹴鞠近乎“全民皆狂”的热情。对足球运动史略有耳闻的人,都知道古代蹴鞠是现代足球运动的“老祖宗”。踢球几乎成了宋代的国动,当时的“足协”——准确地说,是蹴鞠艺人的行会——还“拉”上了皇帝当代言人。作为宋代知名的国际都会,广州城内的“足球风云录”也是可圈可点,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说一说。

“足球发源于中国,由于战争而传入西方。”这句话,如果是一般人随便说说,我们肯定不敢相信,但它出自1981年亚足联发布的“国际足球发展史”的报告,且是时任国际足联技术委员会主席布拉特亲口所言,我们在这儿写出来,就颇有些底气了。当然,“足球技术起源于中国”这个结论,一定会让今天的国足运动员备感压力,但这其实也是好事,可以化压力为动力嘛。

说起现代足球的中国版“祖先”,你很可能会脱口而出:“不就是蹴鞠吗?”还真被你说对了,但若我接着问你,它到底起源于何时,你可能就会为难地敲敲脑袋,不太确定它到底起源于隋朝、唐朝还是宋朝了。

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蹴鞠运动就已在齐国国都临淄大为流行了。齐国因重视经商而巨富,临淄更是当时一大商业都会。据《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就是后人说的“蹴鞠”,而“蹴鞠”这两个字翻译成大白话,“蹴”为踢,“鞠”为球,合起来就是“踢球”的意思,有时,古人嫌“蹴鞠”二字太文绉绉了,就直接唤作“戏球”“蹴球”,跟现在的叫法相差无几。

战国时代的广州还是野兽出没的蛮荒之地;但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笔下,广州已是全国几大商业都会之一,成了中原商业冒险家的乐园,这些商人会不会把北方流行的蹴鞠运动带过来呢?由于没有史料依据,我不敢随便乱说,但这个可能性总是有的;而到了宋代,广州城内已出现了品种齐全的“足球”专卖店,可见市场的发达。

蹴鞠运动刚起源时,球是用动物毛缠结而成的实心球,到了宋代,制球工艺大有进步,球分两层,外层由十到十二张牛皮精心缝制而成,几乎是完美的圆球形,内胆填入动物膀胱,吹气后就可以踢了。宋代的官员有一句俗谚,叫做“缝十张牛皮去吹”,寓意信口开河,至于“吹牛皮”这个字眼,是不是来源于此,苦于资料缺乏,姑且存疑。

吹气在古代称做“打揎”,看似容易,实则很考功力,用古书《蹴鞠图谱》里的话来说:“不可太坚,坚则健色浮急,蹴之损力;不可太宽,宽则健色虚泛,蹴之不起;须用九分着力,乃为适中。”通俗地说,气既不能吹得太足,也不能吹得太少,需吹到九分足,踢起来才合脚。

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考证,宋代的“足球”重量已经跟现代足球相差无几,而且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品种,摆在专卖店里,供人随意挑选。如果我们有幸穿越回宋代的广州城,逛一逛琳琅满目的“足球”专卖店,再去看上几场激烈的球赛,听听观众的欢呼声,一定会被祖先对足球的热情打动呢。

宋代的足球运动流行成什么样呢?且看一看当时的“足协”,其实是蹴鞠艺人组成的行会——圆社打出的广告。“世间子弟千般艺,唯此风流最夺魁”“宋祖昔日皆曾习,占断风流第一家”,把皇帝都拉出来当“形象代言人”,真是在市场营销上下足了工夫;再翻一翻当时诸多文人墨客留下的诗句,“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乡村少年哪知此,处处喧乎蹴鞠场”“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这些留存在文人诗句里的生动场景,不但验证了圆社所言不虚,也给“世界足球运动起源中国说”做了鲜活的注脚。

不过,虽说古代蹴鞠是现代足球的老祖宗,但玩法还是有些差别的。比如,现在的足球赛非有两个球门不可,但宋人蹴鞠,顶多只有一个球门,有的还没有球门,称作“白打”。其实,倘若你穿越回宋代的广州城或周边几个繁华的卫星镇(比如猎德、石门、扶胥之类),看到的多半是“白打”,因为那时的人们喜欢“白打”多过喜欢踢对抗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白打”有点像踢毽子,讲究的是花样翻新。当然,要把一个牛皮足球踢出无数花样,比踢毽子可难多了。宋人的“白打”表演又分一人场、二人场、三人场……直至十人场,顾名思义,这是以参与踢球表演的人数而分类的,一人场表演,讲究的是个人控球的能力,从二人场到十人场,除了要求个人的控球能力,对传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宋人给各种不同的“白打”表演起了花名,二人场叫“踢花枝”,三人场叫“踢官场”,四人场叫“流星赶月”,五人场叫“小出尖”,六人场叫“大出尖”,七人场叫“落花流水”,八人场叫“八仙过海”,九人场叫“踢花心”,十人场大概因为踢的人不多,所以没有留下花名。

我没法详细解说各种“白打”表演繁复的规则,否则说到明天天亮也说不完。但结合这些花名,你也不难想象古人蹴鞠的花样之多、心思之巧。要知道,那时许多艺人是靠在瓦舍勾栏里踢球挣钱吃饭的,跟现在的职业球员也差不多,球踢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饭碗。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各种“白打”表演推陈出新,越踢越精彩。

倘若我们穿越回宋代广州城,除了观赏“白打”,还可以看到两军对垒的足球赛。刚才说了,宋代的足球赛只设一个球门。这个球门就立在球场中央,两个门柱高达十米,两柱之间宽不到一米,一张大网覆盖在球门上,中间开一个洞,俗称“风流眼”,参赛的两支队伍穿着青红两色不同的衣服,按次序分列球门两旁,称为“左军”与“右军”。

有地方官亲临观看的球赛,还有上百人的乐队,在旁边敲锣打鼓。震天的鼓声加上成千上万观众的呐喊声,那一股气势,与今天的越秀山体育场不相上下。气势,今天越秀山体育场的氛围,恰恰是传承了老祖宗对足球的热情呢。

现在的足球赛,每队参赛者不得多于十一人,宋代的足球赛,规模还要大一些。“左军”与“右军”最多分别有16人,队长称为球头,副队长称为骁色。“左军”球头开球,随即双方开始争夺,裁判计数,进球多的一方取胜。有意思的是,那时的球赛,只有球头可以进球,其他人只有传球的份,而且还不能随便乱传,而是要遵循长幼尊卑的规矩。

不过,球头地位尊贵,自己的队伍若赢了球,自然成了英雄,风光无限;可如果输了球,不但要吃鞭子,还要被人在脸上涂抹白粉,带着沮丧与尴尬的表情,在众人的哄堂大笑中,带着一帮垂头丧气的兄弟仓皇退场。真所谓“地位越高,责任越大”,这一句格言倒是在宋代的足球场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原标题:《宋代广州也有“足球”专卖店》)